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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：2016/12/16 12:18:10
来自：安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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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有一个同学，至今不知道是谁，用粉笔悄悄在我们中学教室的黑板上写下“爱情”一词，这是一个我们心领神会可是从未使用过的词汇。当时我们高一年级有四个班，它歪歪扭扭出现在（1）班的黑板上，其他三个班的同学暗藏朝圣似的心态，面带批判者的表情，叫嚷“抓流氓”的口号，纷纷过去驻足观看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汇的组合，它在我们的汉语里已经消失很久了，我看到它的时候不由得热血沸腾。
　　这两个难看的粉笔字在高一（1）班教室的黑板上，作为罪证存在了十来天，因为学校革命委员会要查找写下这个词汇的流氓犯。先是将我们年级所有男生的作文本收缴上去核对字迹，没有发现疑犯；再将年级所有女生的作文本收缴上去，还是没有发现疑犯；然后搜查范围扩大到高二年级，仍然没有发现疑犯。最后只好不了了之，由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亲自擦去黑板上的“爱情”。
　　我心里十分失落，我已经习惯每天经过（1）班教室时张望一眼黑板上的“爱情”，让我对爱情的渴望获得了画饼充饥似的满足。“爱情”从黑板上消失后，画饼充饥也没有了。
　　我们想，在黑板上写下这个词汇的匿名同学，肯定知道自己正在犯下流氓罪，故意将这个词汇写得歪歪扭扭，从而可以逍遥法外。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电影台词：“狐狸再狡猾，也斗不过老猎人。”这个“爱情”事件之后，同学之间开始流传这句台词的反义：“再老的猎人，也斗不过狡猾的小狐狸。”
　　现在，我的儿子已经是高中生了。这个今日少年告诉我这个昔日少年，说他们初中的时候上生理课，老师要求女生都坐到男生的腿上，在男女学生身体的紧密接触里，老师开始讲解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区别，讲到了性交，讲到了怀孕等等。老师讲完之后，问学生们有没有问题？有学生举手提问：“老师，有实验课吗？”
　　三十多年前，当时中学里的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，虽然非常想说话，可是不敢说，就是爱慕对方，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。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，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，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，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，来传达爱的资讯。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，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，假如纸条一旦曝光，女生就会深感羞愧，好像是她自己做错了什么。
　　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，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，在舆论上公开化。我在网络上看到过两段视频，一段是在课间休息的教室里，一个男中学生坐在课桌上，俯身搂抱着坐在椅子里的女中学生，同学们就在他们身边聊天走动，他们旁若无人地说话亲吻。另一段是在学校的走廊上，一个手捧鲜花的男中学生跪地向一个女中学生求爱，女中学生拒绝后躲进了厕所，这个男中学生犹豫片刻后，手捧鲜花追进了女厕所。现在，女中学生的早孕现象越来越普遍，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话题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竟然有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。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报道，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，有四个穿着同样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，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，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字。
　　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？这个问题的后面可能有无数答案在涌动，我感到瀑布一样倾泻下来的回答仍然难以说清。不过有一点应该是清晰的：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在社会剧变之后，必然反弹出一个极端放纵的时代。就像是荡秋千一样，这端高了，荡到另一端必然也很高。
　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，似乎瞬间改变了一切。就像跳远一样，让我们从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跳进了一个铺张浪费的时代，从一个政治至上的时代跳进了一个金钱第一的时代，从一个本能压抑的时代跳进了一个浮躁纵欲的时代……三十年的光阴仿佛只是纵身一跃之间。
　　今天的中国，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距的中国。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，一边是灯红酒绿，一边是断壁残垣。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，同一个舞台上，半边正在演出喜剧，半边正在演出悲剧。这就是今天的中国，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。
　　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态可以说是光怪陆离，美好的和丑陋的、先进的和落后的、严肃的和放荡的，常常存在于同一个事物之中。山寨现象就是如此，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，也显示了社会的倒退。就像人体的健康受到损伤时会出现炎症一样，山寨现象就是今日中国社会生态的炎症。炎症一方面是在抗击病菌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红肿、脓包、溃烂和坏死。
　　作为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，山寨现象是一把双刃剑，在其积极意义的反面，是中国社会里消极意义的充分表达。可以说，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和是非混淆，在山寨现象里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。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生态，山寨一词在中国深入人心之后，也让抄袭、盗版、模仿、恶搞、诽谤等原本被视为违法的和低级的行为获得了存在的借口，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逐渐趋向了合理。与此同时，山寨也成为了今日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。所有这些，都在印证中国的一句老话：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庄稼，什么藤结什么瓜。
　　四年前，我在住所楼下的过街天桥上看到了盗版的《兄弟》，我的书和其他盗版书籍一起堆放在地上。卖书的摊贩看见我站在他面前，就拿起一本《兄弟》递给我，热情地向我推荐此书。我拿着《兄弟》翻阅了一下，就轻易地判断出这是盗版书，我告诉摊贩：“这是盗版。”
　　“不是盗版，”摊贩认真地纠正我的话，“是山寨版。”
　　类似的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。今天的中国，有些领域仍然缺乏自由，另外一些领域又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。记得二十年前，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可以胡说八道，采访在报纸上发表时会经过严格的审查，会经过大量的删节；到了十年前，我接受采访时说话开始小心了，因为我发现自己说了什么，报纸上就刊登什么，连“他妈的”这样的脏话也会出现在报纸上；而现在，我经常瞠目结舌地在媒体上读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采访，是记者编造了我的谈话。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个编造过我谈话的记者，我十分严肃地对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采访。”
　　这位记者以同样的严肃回答我：“这是山寨版的采访。”
　　我哑口无言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，面对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，只要用上“山寨”一词，立刻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合法合理了。
　　去年十月，我在欧洲四个国家奔波，差不多每天晚上换一张床睡觉，月底回到北京时疲惫不堪，加上时差的影响，连续两天精神恍惚，时常觉得自己仍然身处欧洲。我打开电脑，上网去浏览一下，看到了一条山寨版新闻：杨振宁教授的妻子翁帆怀孕了。
　　2004 年，82岁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28岁的翁帆结婚以后，一直是山寨版新闻追逐的目标。现在山寨版的新闻编造出了翁帆怀孕的消息，而且是杨振宁接受采访时透露，杨振宁在山寨版的采访里说了不少蠢话，比如他微笑地说，翁帆怀上的孩子已经被证实是他的。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山寨方式。
　　这条山寨版的新闻对我倒是起到了作用，让精神恍惚的我一下子清醒了。我确定自己已经回到了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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